“主席，这是邓省长刚刚空运来的包裹。”——1960年10月，北京中南海值班室 毛泽东抬头，只见包裹上写着“榆皮渣饽饽股票入门网股票，望品尝”。他轻轻拆开，一股夹杂着菜籽油味与榆树皮涩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尝了一小口，粗糙、发苦、咽喉生刺，泪却不自觉落下。毛泽东放下筷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西北旱苦，邓先生是不肯替百姓喊疼就罢休的人哪。”
这份奇怪的食物，正是甘肃会宁一带灾年“救命饭”。油渣混榆皮，嚼之如砂，却是当地农户全家的口粮。邓宝珊把它直接送到最高领袖案前，用最直白的方式提醒中央：甘肃缺粮，群众难挨。此举在省里引起不小震动，有人替他捏汗，他却淡淡一句：“我不进京请功，只进京报苦。”
翻回二十多年前，1937年秋，邓宝珊受命赴榆林整顿第二十一军团。榆林地处晋陕绥要冲，一旦失守，陕甘宁边区门户洞开。临行前他托秘书汤兆武转话延安：“若有需要，可随时互助。”毛泽东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便在窑洞里笑道：“这位旧识，很有眼光。”
1938年5月，邓宝珊路过延安，本想悄悄歇脚。消息却还是传到宝塔山。毛泽东让交际处紧急“请客”，自己领着肖劲光拐进骡马大店。两人握手，寒暄不过两句，已谈到晋绥局势、联合作战、兵心民心。饭桌是高粱米、南瓜汤，邓宝珊夹了一筷子，笑说：“军容虽简，却见真情。”毛泽东举盏：“西北军不少爱国将领，邓先生居其首，让我们并肩抗敌。”
1939年春，邓宝珊再过延安。这一次，两位同龄人彻夜长谈。书架上的《资本论》《史记》引得邓宝珊频频翻阅，他感慨地告诉副官：“毛先生读书多、看得远，难怪能点透天下大势。”返榆林后，他以“粮秣困难”为由拒绝胡宗南增兵要求，暗中削弱对边区的封锁。
1943年6月，蒋介石电召。邓宝珊偏要先经延安。毛泽东在杨家岭新礼堂设三日宴，朱德、贺龙作陪。席间，邓宝珊打量毛泽东：“先生贵庚？”毛泽东爽朗报出光绪十九年生日。邓宝珊叹道：“国有此人，兴焉。”两人院中乘凉，谈及胡宗南，毛泽东比喻“挑一担鸡蛋撞石头”，邓宝珊大笑，回榆林后评曰“志大才疏”。
辽沈战役后，北平存亡只在旦夕。傅作义犹豫不决，是马占山提议：“请邓先生出面。”1949年1月13日，邓宝珊抵达平津前线，林彪、罗荣桓、聂荣臻当晚接见。谈判陷入僵局时，他建议“电请毛主席核夺”。不久，电报回到指挥部：“尊重邓先生意见”。这一句话，让和平解放北平有了定盘星。临别前，林彪握手道：“主席说，对邓先生完全信赖。”邓宝珊沉声答：“信赖二字，重于千钧。”
建国初，中央决定：“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，邓宝珊回陇右主政。”毛泽东亲自面谈：“蒋介石不信任你，我们信。回乡建设，比坐京城高椅更显身手。”邓宝珊应声：“献身桑梓，正合我意。”他到甘肃不到一年，跑遍十几个贫困县。黄土塬、硝沟坪、陇南山，他常与司机一起推车上坡、借宿窑洞。一次暴雨封河，同行干部埋怨辛苦，他却说“只有鞋子灌满泥，才能知道路该怎么修”。
1956年，全国人大闭会，毛泽东对老友招手：“孤家寡人，去我那吃口便饭。”丰泽园小灶，苦瓜、清蒸鸡、韭黄炒蛋，一碗手擀面。毛泽东亲自端面，邓宝珊起身相迎，被压回椅子：“我也得活动活动。”二人闲谈半晌，毛泽东问：“甘肃最大难题？”答：“旱、穷、医。”主席点头：“慢慢来，先解第一条。”
三年困难时期，甘肃粮缺尤甚。省里动议“少上报灾情”，邓宝珊却把榆皮渣打成饽饽寄往北京。他深知分量：若中央不察，一省百姓何依？包裹送到，毛泽东当即批示调粮支援西北，并责成国家计委另筹贷款修引洮工程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邓宝珊信里总只写两句：“粮已到，民心稳。”
1968年11月，邓宝珊病逝北京，骨灰仅一小盒，葬入八宝山第一室。讣告排在《人民日报》角落，但消息传到甘肃的山沟沟，老人们还是摆上粗瓷碗，倒半盏青稞酒，说：“邓省长没忘咱。”
有人统计，邓宝珊一生三次关键抉择：榆林护卫、北平议和、寄榆皮渣。他从未高谈阔论民生，却把人民苦难写进行动。那包榆皮渣饽饽至今仍在中南海档案里，油渣早干，树皮发脆，却清楚记录着一位旧军人、新省长的良心与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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